学习贯彻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新思路

中国政府在企业债券市场上也取得了进展，该市场此前由于发行方面临繁琐的审批流程而长期停滞不前。

而美国只考虑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无赖的方式印刷美钞使美元贬值，实际上是使中国人的血汗变成一堆废纸，造成中国外汇资产大幅缩水，使得中国陷入两难：持有贬值、卖出更贬值，从而掏空中国战略资产，迟滞中国崛起。为什么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希腊、冰岛、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债务危机频发、政府信用大幅下降乃至垮台之时，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不但没有发生欧洲那样严重的债务危机，而且仍然出手阔绰，大手大脚花钱，其中原因有五：第一，美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美元货币优势，转嫁债务和通胀危机。

首先，加速人民币升值，影响中国经济稳定。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央银行，它和其他许多银行不一样，美联储制造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无限制发行美元。中国陷入美元陷阱不但无法脱身，而且越陷越深，成为美元陷阱的最大受害者。在发达国家诸如德国、日本等国家不仅人口减少而且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新兴经济体诸如中国、印度等国家人口老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惟有美国依靠移民政策，人口逐年增加且年轻有活力。由于全球货币体系已经掉进美元陷阱，美国产生了借债的路径依赖，尝到了当花花公子依靠借债就可以过好日子的甜头，因而会进一步纵容自身借债的欲望，债务雪球会越滚越大。

中国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用中国人的血汗换取的外汇转化为美国国债，保障了美国的物价稳定、美国人的生活品质。中国成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如今中国持有超过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70%为美元资产。那么我们已经过了格申克龙模型中的转变时点了吗？现在仍然在大量讨论中国是否过度投资？如果是，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快速增长的债务水平、不断增加的信贷扩张对GDP增长的占比、持续收缩的家庭收入对GDP份额以及制造部门浪费资本的证据都强烈地向我表明，我们早已经过了这个点，我们受到金融压抑的银行系统对中国增长已经不再有用了。

这就是现在为什么我们要求私人资本进入到金融部门的原因，本质上来说，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打破银行垄断。而受益者是净借方，在存在显著金融压抑的绝大多数国家里，他们可能是地方和中央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者、制造商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如果我们已经达到或者过了这一点，那么我将会论证只有采取如下措施，金融部门改革才是有意义的。放松任何一个条件，就都不能达到。

这也就是为什么投资驱动型国家通常由于过度投资而领先，但最终都导致债务危机，或者是由于债务危机和低增长形成失去的十年的原因。依靠引进的技术而非本土科技。

毕竟，该阶段人均资本存量几乎为零，资本存量的任何一点增长都将可能提高劳动生产。即便是系统性破坏了价值的企业也可以显现出高收益，大量的证据表明过去十年里，中国几乎所有国企可能都是在破坏价值，但由于家庭储户的补贴却都是盈利的。即使是在这种高增长的情形下，也会形成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因为GDP投资份额的增长仍然无法平衡消费份额的下降。当一个制造商通过特殊渠道以低利率获得银行贷款时，他就可以有效地将借贷成本转移给家庭储户，他也不需要创造与投资成本相当或更大的经济价值。

泥土路很快就变成了铺面道路，进而很快又变成了高速公路，最终成为八车道通向任意方向的超级高速公路。一、储户买单换句话说，储户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接受银行提供的超低存款利率。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于2011年估计：在过去十年里，国企获得的垄断定价和直接补贴占了国企盈利的150%。因为通常情况下他们向海外转移资产会受到很多限制，而国内又很少有能提供同样安全性和流动性的投资选择。

但是当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总GDP比例已经达到过去100年里的最高记录时，也或许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了，世界其它国家发现越来越难以吸收这种顺差了。同样，减少国内消费增加储蓄的措施也会越加强制和综合。

如果中央银行或者其他类似机构将存款利率设定得很高，那么将有效地吸引储户往银行存款。毕竟，富裕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还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自然那些投资在经济上也是合理的。

一旦中国达到它的债务能力上限，也许是未来四到五年里，增长就会崩溃。换句话来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使用者开始破坏财富。我计算发现在这段时期里，仅被压低的利率可能就占了国企所有盈利的400%-500%。事实上，直到最近，几乎所有关注中国的分析家们都认为中国的银行系统组织良好，并且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意味着中国基础设施的经济价值只是发达国家衡量价值的一小部分，因为基础设施的价值基本上是依靠它所节省的劳动价值来决定的。要想明白为什么，我们首先要理解银行系统增值的条件是怎样的。

只要世界上其他国家能够吸收中国的贸易盈余，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拉美的贸易赤字国家，那么储户吸收国内生产份额下降这一事实也就无关紧要了。中国对此也进行了讨论，为此，我将翻译新华社4月3号发布的温总理谈论中国银行系统问题的一份报告作为其中的一个代表：温家宝总理日前在福建省调研时指出，必须打破中国大银行的垄断。

4.国家越落后，农业部门越不可能为工业提供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工业扩张越来越依靠生产率增长和产业内交易。他认为由于私有金融部门不能确定投资的正外部性，因此很可能也应该会更加依靠国家主导的银行来分配资本。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还低得多。如果我是对的，那么我接下来将论证过去十年里中国确实没有发生过有意义的金融改革。

比如国有企业好像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活动，但他们的动机可能是在银行贷款利率和他们能借到的利率之间的套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格申克龙提出了后发优势假说，他论证说一个经济体在实行工业化初期，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后的增长速度也可能越快。然而，这种大力补偿的投资持续得越长，廉价资本越有可能投向经济浪费项目，并产生社会性的信贷风险。全球已经发现越来越难以吸收中国过剩的生产力了。

比如，如果我们假设中国劳动力生产率在未来二十年里极快地增长，那么与假定较慢地增长相比，显然前者情况下基础设施的现值会更高。最近，《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认为中国没有过度投资，而是错误投资。

尽管如此，银行系统中仍然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上月温总理对中国银行系统的诘难再次突显了目前关于中国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有趣讨论。

实际上，也就是让利率有实质性地上浮，理由有两个：第一，更高的存款利率将会减少从家庭部门的财富转移，从而提高家庭部门的收入和GDP消费份额。就好比当你没有路的时候，即便是一条简单的泥土路也可能急速地提升当地劳动力的价值。

生产方式强调资本密集而非劳动密集。各种各样的定价扭曲，尤其是在资本成本方面，使得我们很难确定一个项目在经济上是否实际可行。正如我将要论证的，这个缺陷是目前不平衡的一个核心，而这种不平衡将最终导致中国艰难的再调整。第二，更高的贷款利率将会增加投资者投资经济不可行项目的成本。

纽约时报署名为大卫.巴博萨（David Barboza）的文章对此表述到：周二，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垄断需要打破，因为他们获利太多了。（更多资料可参见格申克龙如《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剑桥，1962，贝奈普出版社）。

作者自1987年在华尔街就职，对贸易、资本市场、公司金融等多个领域都有涉猎。路面升级的政策决定非常简单，因为每一次冒险都会给当地带来就业、短期的经济增长以及寻租行为，然而这种成本却经由银行系统向全国扩散，偿还贷款也需要一定的年限。

如果这个系统产生的增长率足够高，以至于即使GDP份额下降，储户仍可以从他们的收入增长中受益，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责备这种机制。事实上，这个系统会产生一种严重的联邦问题。